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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

2009-12-01 15:28:00 来源:书摘 徐刚 封新城 我有话说

徐刚

  徐刚今年63岁。他已经为脚下的大地和山水奔走、呼号、写作了21年。

震后第4天,徐刚从青海赶回北京和我们聊了3个小时。

  “在灾难当中体现出来的,正是我们近些年来错失的”

封新城:地震后很多媒体都在找你吧?

  徐刚:很多!但你们是我唯一接受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些相同的话,我觉得有些话我也不想多说了;其次,在这样一种等于是国难当头的时候,我觉得我们要把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放在第二个层次;有的媒体,特别是境外的媒体,希望我谈什么中国对环境的不重视呀,水库的过度开发呀――当然这些都是问题,但我认为,我们现在首先要去谈的,是怎么样去面对!

封新城:我有一些心得,就是到现在为止,九十多个小时,一直在直播这场灾难的抢救过程,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:第一是生命教育,你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宝贵;第二是灾难教育,就是我们和自然的基本关系;第三是爱国教育,所有的豪言壮语和连篇的理论,都不如这样一个直观带来的凝聚力和归宿感;第四是传媒教育,它告诉我们传媒本来是什么,传媒应该干什么。

  徐刚:我觉得你说得很好。生命教育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个高度,就是对生命的尊重,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。这也是最让我感动的。胡锦涛、温家宝说,救人是第一位的,有1%的希望,我们就要付出100%的努力!我被感动了!这种对生命的关爱,我们是通过一个巨大的悲剧,一个巨大的灾难被提升了。这样的提升,将会深刻地烙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心里。

我还想说,灾难的教育,是对人类最深刻的教育。人类有时候很麻烦的,没有灾难的时候是非常顽固的,这里我指的是每一个人。我们现在富起来了,我们要挣钱,我们要享受;我们天天想着买房子,看房价、炒股票,那个时候我们想不到生命本质的意义是什么,而且人与人之间是缺乏关心的――冷漠!人情的冷漠!人性的冷漠!但是在灾难面前,大家站在一起,你姓什么都没关系。所以我觉得在灾难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些东西,正是我们近些年来错失的东西。但是我又很担心:我们现在的心情再难过,我们又会很快遗忘掉。

“一条不再泛滥的黄河,一条断流的和将要断流的黄河比泛滥的黄河还要可怕!”

封新城: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,中国人的忘性是很大的,是很健忘的。

  徐刚:这个是很可怕的!也因此可以这样说,自然界,我们的天和地,知道我们的忘性很大,所以在冰雪灾害不久,又―次提醒我们。这个提醒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,就是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!

中国这个环境,我们的土地容量到底有多少?有没有人能告诉我?最多人口是多少?最多容量是多少?有人说16亿,有人说20亿;还有,在我们这片土地上,我们还能盖多少楼盘?我们还能挖多少矿山?我真的希望有科学家能告诉我!要做一个科学的判断,判断还能做多少大坝?还能做多少水电站?我们还有多少河流可以污染?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这次地震灾害以后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岷江流域建设的水电站,简直是数不胜数!我们在修建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铺水库时,就曾经发生过泥石流和塌方,但我们还是在建!而且其他的开发从来没有停止过!这些资料你们随时都可以查到,在岷江流域有个铜都电站,那里的水从20米粗的钢管引到电站,岷江就变成了一根钢管了!岷江原来是奔腾不息的啊!它的水量多大啊!曾经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游和源头啊!但岷江实际上是一条正在衰败的河流――我不愿意用“死去”两个字来说,我真的于心不忍!整个中国,我们的水库,有一个新的名词,就是“病险水库”――生病的,带着危险的水库三万多个,超过了我们总水库的1/3!

我们要想想,天府之国,它的一部分,是怎么成为废墟的?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建设,比如说水电站的建设直接地诱发了这次地震;我们不能这样说,因为缺乏科学的根据。我们要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无序的、过度的开发,包括水电开发,对我们大地的地质结构是肯定会产生影响的!我们的江河被太多的大坝拦截了,我们的江河水被存储在水库里太多了!你再也不用担心黄河会泛滥了,黄河现在每年的减流量,装在水库里还不够。因此我认为,一条不再泛滥的黄河,一条断流的和将要断流的黄河比泛滥的黄河还要可怕!这意味着这条河将要失去生命!让江河成为江河,就是要让大部分的水恢复生态;它是自然的、流动的,至少在长江黄河和几个主要的支流上。可我们绝对做不到。为什么?因为电的需求。这种需求的必要性被夸大了!中国自1949年以来,经历了三次人为的、最大的环境破坏:一次是砍树,第二是占用耕地,前两年,更是到了最疯狂的程度!近20年,我们占用的耕地是1亿亩,这是报纸公开报道的;我们有9000万农民是没有土地的;第三,就是缺水。这里面的要害是什么?就是利益集团!实际上就是权力和利益集团结合所致的。这是最可怕的,彻底破坏了我们生存发展的根基。

这次地震如果说要引发一个话题的话,就是这种灾难的出现,是和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――首先,它在一个地震的断裂带上,在这个地震带的土地上,我们进行多少开发它是能够承受的?这个数据我们从来不知道;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地震带,我们要想办法去保护它――就像我们人身上,这只手有毛病,我就要保护它,对不对?要使劲的话我就用另一只手,对不对?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!但是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。

  “现在我们面临的是‘大坝上的中国’!”

徐刚: 2007年在凤凰的《世纪大讲堂》里,我用了一个标题,叫《大坝上的中国》。现在我们面临的,就是“大坝上的中国”!而我认为,我们应该成为“大地上的中国”!我们要和大地建立一种互相敬重、互相倾听、互相怜惜的这样一种关系。

我特别担心两个事:第一,自然灾害的高发期。它是一个单独的事情吗?它是一个有连贯的事情吗?我不是自然科学家,我不知道。我只能这样去想。我担心,我们会进入一个自然灾害的高发期;第二,我们还会进入一个环境灾难的高发期。环境灾难主要是水的污染――没有一条河流是没被污染的。我们最富裕的地方――江南一带地表水全是黑的、臭的!但是,江苏、浙江很富裕,很有钱!很有钱有什么用呢?你地表水都完蛋了!所有沿岸的城市都向长江要水,包括太湖脏了,也从长江里弄水。长江给我们带来了那么伟大的贡献,它得益于两条:第一,它的来水量大,它远远超过黄河;第二,它流速快,哗!落差大!三个台阶下来,落差是几千米呀!这个落差是什么?落差就是它前进的动力。一个大流量的长江和一个大落差的长江,在流动的过程中它会实现一个最伟大的功能――自净!但是,这两条现在都没了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的大坝太多了!水库太多了!而且源头,我们的江河源头也起了变化,冰川过早地消融了,往后退,雪线在往上升。所以我想说,不知道还有多少危机在等着我们!假如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,假如我们的整个社会不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,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是一连串的我们无法背负的生态危机!生态危机也就是生存危机,也就是生命危机!

封新城:但是,要改变,您的观察乐观吗?这个世界一切都在物化,所谓成功表现为有房子,有车,有大鱼大肉吃,有派对开。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你看不到那种乐观的改变的可能性。

  徐刚:可以这样说。但逐步的改变,是可能的;而且我们有了这样的先例――比如说,北京这些年来的沙尘暴,比以前少了,这为什么呢?这得益于内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改变。当年朱?基总理定出来的方针,就是禁伐天然林和退耕还林的方针。这对挽救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,尤其是自然植被,是非常重要的!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些地方是有进步的,是有改变的。

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,仅仅靠这些举措是不够的,要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呀!咱们都知道,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?我们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,就是和谐社会,科学发展观。一说和谐社会,所有城市的标语都是这个。要把口号挂在墙头是很容易的,但是把口号变成行动,很难。我不知道这个过程还要走多长时间,这是第一;第二,我们每一个人,我们的生活方式――有一件最简单的事情,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――就是洗手的时候,水龙头一开,然后关掉,再擦肥皂,然后再开;就这么简单,太多人做不到。我也是,很多次也忘了,一忘就恨不得打自己耳光。物质的诱惑真是太可怕了!物质正在挤压我们的思想,物质正在侵蚀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,比如说,勤俭节约。你勤俭节约了,这消费怎么上得去啊?但是人类不管怎么样,如果人类想维持下去,想持续下去,人类最后只有回到这条路上。这是我的看法。什么时候能回去?我不知道。

很多读者和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,都说我很悲观。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?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延续得更长一点,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;同时我也确实希望我们在环境意识上、生命意识上有所改变。但是,谈何容易啊!我悲观,但我并不绝望,就像鲁迅先生说的,我们总要想办法找一个光明的尾巴。有些东西,说出来,是很令人难过的――比如院士潘家?在一本书里就说:万里长江滚滚流,流的都是煤和油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你不拿这个水发电,这个水就这么流掉了,多浪费啊,多可惜啊。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些院士,这样一些权威,连最基本的,就是这条长江孕育了我们几千年,还将养育我们的子孙后代――他们连这一点都没看到!假如我们的水利,我们的建设还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往下走,那真是太危险了!

  张海儿(随行摄影):很典型的大工业时代那种思路。

  封新城:我是这么觉得的:西方也走过同样的路,但我们总是把它走得更极端。

徐刚:说我们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,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先污染后治理!但我们还在说不走――你为什么就不能面对现实呢?我们不往下再走就是好的了,那对中华民族就是一种幸运了。实际上我们走的就是西方工业化的老路。在南方,那种化学工厂,去年我看了以后真是惊心动魄!广东,在繁荣、富饶的掩盖之下,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。东莞,我今天说一句话,你们可以当做戏言,而且我不希望我的话能成为现实――东莞的生态环境,迟早成为大问题!这个问题就是水。包括这次安徽的手足口病,按照我的判断,是水的问题。这个水是从河南周口过来的,周口有个什么呢?有个周口味精厂,是亚洲最大的味精厂。大量的污水出来。一般的肠道病,都是水出了问题。你想想看,我们什么时候离得开水?没有油了,我可以不开车,买自行车;没有水你怎么办?

“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的”

封新城:徐老师下一步会做什么?

徐刚:唉……我是真的走在不归路上了。我还在写这些东西,比如说我的《三江源》。从环境到文化。我其实是很悲观的人,可以说就是因为悲观我才写。我不是写了一天两天了,我是写了21年;从黑发写到白发,从一个青壮年写到一个老头子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,有多种的体会,其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?水!粮食!水是从江河里来的,粮食是从土地里来的。但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水和粮食却被我们忽略了!现在,我们认为钱是最宝贵的!问中国人缺什么?他不会认为缺水,他会认为缺钱!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这样想。实际上在十几年前,我就写了《五谷杂粮》,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要注意我们的粮食,到最后你没有饭吃是最可怕的!

1995年,我的一本书《中国的另一种危机》,有句话就是:“中国,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”。没有一个民族不希望自己强大,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自己成为大国、强国,我觉得我们的这几个愿望都是合理的,但是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;也就是说,我们要把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,不可能一点没有,这叫小心翼翼。

但是,我觉得我们这些年来一些乐观的气氛――啊!我们是大国了,我们的经济是第几位第几位了,我们是一片崛起的欢呼声。你们在我的文章里看不到“崛起”这两个字。我认为我们不要轻言崛起。在西方,崛起意味着什么?靠的都是侵略和掠夺。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文化的复兴,是让我们相对于过去的东亚病夫,变得更强大了;而这个强大,就是要健康,而且是心智的健康。我们一定要有反思,反思是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的反思――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一个纷繁的、浮躁的世界?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?

无论如何,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然上,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都在这个上面,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对子孙后代有益的事情,发出一点对子孙后代可能有利的声音。

我这个人一直都有灾难的阴影。水的灾难,环境破坏的灾难一直在我脑海里;当然我不希望它会出现,包括我说沙尘暴还要来。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误的。

(录音整理/王丹)

  (摘自《真有意思》,文汇出版社出版,定价:45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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